李孝轩，云南爱因森教育集团、云南工商学院董事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李孝轩1999年创办云南爱因森计算机培训中心，2005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云南爱因森教育集团，现已成为云南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及多元化综合职业教育培训，旗下有云南工商学院、云南爱因森培训学校、贵州工商职业学院等多个教育实体，其中云南工商学院是建国以来西南首批、云南省第一家民办本科高校。

职业教育:素养比技能更重要

从创业之初，李孝轩便走上以需求为导向的办学道路，立足社会需求倒推教育模式。在培训学生技能的同时，更注重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等软实力。

记者:云南工商学院自1999年创立伊始便从事职业教育。当时职业教育尚属冷门，你为何选择这一领域？

李孝轩:上世纪末，我国已经处在一个加速工业化阶段。中国制造要在世界上打响，需要一个工业化过程，而人才是决定性因素。社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非常大，但能提供合格人才的机构很少。

我在定方向的时候，常常喜欢把鲁迅先生的话倒过来讲:这个世界上本来到处都是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路宽未必意味着机会，人多路就堵了。当时职业教育路很宽，走得人又很少，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记者:经过12年发展，你们现已跻身国内优秀民办职业院校之列，迅速发展靠的是什么？

李孝轩:最初我们从职业技能培训做起，一步步做到高职——2005年成立云南爱因森软件职业学院(升本前名称)，经过6年奋斗，今年成功升本并更名为云南工商学院。

这几年发展迅速得益于国家支持职业教育的大氛围日渐形成，当地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就内部来说，源自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追求与坚守。

记者:你们一开始就确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办学思路，现在看来很超前，当时是基于何种考虑？

李孝轩:我是学营销的，这让我在考虑问题时，更注重关注客户和市场。就教育而言，就是关注家长、关注学生、关注社会需求，基于社会需求倒推教育模式。

我们结合市场需要，灵活设计教学内容和课程。师资方面，首选来自企业的教师，努力打破他们的职称、学历局限，先让他们积累教学经验，再帮助他们补上学历、职称短板。每隔半年在校教师需要回炉企业。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我们邀请了大量企业人士参与其中。

此外，我们推行职业化管理。通过引进企业管理模式，让学生在校就能感受到企业氛围，树立“上学即上班”意识，促进学生更好地就业。在教学过程中，以企业的“任务驱动式”替代传统的以知识点为核心的讲授方法。比如通过设计一个修理发动机的任务来整合有关汽车修理的所有知识点，帮助学生在应用中掌握技能。

记者:除此之外，你们在业内胜出的其他优势是什么？

李孝轩:我们专门开设了关于职业素质的课程，通过邀请一批在企业负责人力资源和职业规划的人士组成一个职业规划教研室，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定位，完成对他们人格品格、职业精神、职业态度等方面的塑造，我们设计了200多个课时，对学生进行包括适应性、团队协作、接人待物等全方位的训练。

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有两种:一种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即职业技能；另一种是赢得机会的能力，即职业道德、职业操守、职业精神、职业态度。

我比较推崇西点军校的培养方式。它对学生作战能力的培养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人的适应环境、承受压力、快速学习等综合素质，正是这些意志品质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西点培养的很多军官没有受过商业或从政训练，但后来却当上了总统或世界五百强老总。

记者:软实力有时决定着人的未来。

李孝轩:对。很多时候赢得机会的能力比把握机会的能力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很好的素养，他的上升通道很容易打开。

不单如此，学生在硬实力方面也要具备更宽阔的视野。比如，从事某一行业，应对这个行业的基础理论、相关历史、背景以及重大事件等等都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民办教育:应寻求局部突破

在李孝轩看来，很多人对民办教育的问题探讨得太深，反而制约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他认为民办教育应先在很多小的点上寻求自下而上的突破。

记者:民办教育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

李孝轩:我觉得民办教育现在是喜忧参半。就民办中小学而言，国家对公办中小学财力投入很大，加上当前应试教育依然占主导地位，民办中小学在基础条件、创新空间上受到压制，生存空间压缩了一半。而培训教育由于需求大、限制少，未来发展空间会比较大。民办幼儿园和高校则处于一个微妙的发展阶段。

如果国家对民办大学没有清晰的发展思路，意识不到民办高校在教育创新中的价值，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掣肘高等教育的发展。表面上看，人人想上大学的矛盾似乎缓解了，但多样化、选择性的高等教育并未实现，千校一面依然是当前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而民办高校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政府应赋予它们足够的创新空间，这不仅对民办高校自身生存与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将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很有价值。

记者:目前民办高校的发展还存在不少政策障碍。

李孝轩:在民办教师编制、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待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以编制为例，我们辛苦培养了一批实战经验强、学历职称都达标的骨干教师，但因为没有事业编制，很多教师会选择离开。民办学校俨然成为公办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严重影响了民办教育健康持续发展。这一现象十分普遍，大家也呼吁了很久，但集体突破恐怕不现实。我们正在争取作为云南省人事制度改革的试验单位，尝试个体突破。

我有一些设想:如果事业编制难以解决，我们准备退一步，不要编制，政府允许教师参保就行，费用我们自己出，不拿财政一分钱。甚至再退一步，给一部分参保资格也行。按教育部要求，一所高校副教授以上的职称要占到30％，我有500个教师的话，给150个参保资格也够了，对一家教育机构而言，最有价值的是前30％的骨干教师，再聘一些老教授，结构就比较合理了。

记者:局部突破将对集体突破产生推动和示范作用。

李孝轩:是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民办教育的问题探讨得太深，反而制约了民办教育发展。网上很多批评的声音，一些人动不动就呼吁全面体制改革，费时费力，也不太切合实际。体制改革岂非短时间所能动摇？犹如盖房子需要先打好基础，才能建成高楼大厦。

所以，民办教育应该遍地开花，先在很多小的点上寻求突破，而不是一下子寄望于大的变革，教改既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

教育上市:紧跟国家政策

李孝轩认为，职业教育是可复制的，做规模与做品质并不矛盾，上市是一个手段。他觉得在国内上市能够更好地传承教育功能，他将紧跟国家政策，安排上市进程。

记者:近年来，你们的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未来有上市打算吗？

李孝轩:有。

记者:业界关于学历教育上市的争议很大，大家担心上市会影响教学质量。作为一家从事职业教育的学历教育机构，你为何选择上市？

李孝轩:选择上市，一方面是从自身的教育创新能力方面考虑的，我想组建一个很大的研发团队，这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目前我们实力不够，需要借助外界的强大力量。另外，我觉得教育领域的浪费现象还很严重。我希望能够找到降低教育成本、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可复制的路径。比如，我在一所学校研发出一套成熟的标准模式，如果能复制到全国更多学校，成本自然会降低。基于这些，我认为职业教育做规模与做品质并不矛盾。只有规模做大了，才能有很好的研发团队，才能有做好品质的基本元素，才能把一次研究成果N次利用。我觉得职业教育是可以复制的。基于此，我们才会考虑上市。

至于上市所带来的业绩增长会否影响教育品质，我认为，恰恰是有了业绩压力，才促使我们把教育品质做得更好。上市之后每年会要求企业有一个刚性增长，实际上现在没有上市我们每年也有刚性增长的要求。上市只是强化了这种要求，它对品质提升是一种激励。

记者:看来你赞成民办职业教育机构上市。

李孝轩:一方面民办职业教育机构在国外有很好的上市案例。再者我觉得非上市教育机构只有教育厅等少数政府部门监管，而上市教育机构将受到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更有利于一家教育机构的健康发展。

记者:目前已上市的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培训业，你可能是学历教育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来准备在哪儿上市？

李孝轩:如果有这样的尝试空间，我们会选择在国内上市。我认为在国内上市，有利于把教育的四大功能——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更好地发挥出来。另外，我们做学历教育的，与国家政策联系十分紧密。

记者:国内相关政策还不明朗，制度也不完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海外上市。

李孝轩:我是个喜欢看趋势的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开放、民主，只要对教育发展有利、能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未来这方面政策一定会放宽。我对此充满信心。

我们主要跟着国家政策走，没有确切上市时间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职业教育做好，上市只是其中的一个融资手段。目前，我们正在做模式研究，晚几年上市未必是坏事。

▲状态·白描

李孝轩干练、精瘦，少了年轻人的犀利、方刚，多了几分谦逊与稳重。

学营销出身的他，善于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思考问题，跳出教育看教育。面对外界的喧嚣，他常常保持一种独立思考，往往会另辟蹊径。在选定的道路上，他像个骑士一样且思且行。

李孝轩重视战略规划，一旦确立目标，便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年近不惑的他，依然喜欢仰望星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脚踏实地地苦干。平日里，他主要待在学校，狠抓特色与质量，探索可复制的职教模式。

面对当前民办教育发展的种种困境，他没有过多抱怨，而是选择从细处突破。在他看来，教育改革需要扎实、稳步推进。多年来，他也在不断朝着自己的梦想默默前行。